25年前，贾嘉慧在澳门治权移交当晚嚎啕大哭。那年她17岁，被邀请在澳葡政府告别仪式上，给末代总督韦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表演空手道。
表演结束回家，她和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播。踏正十二点，红绿色的葡萄牙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她的泪流了下来，“我是有点不开心、是不舍得的”。她觉得一切好像从此不一样。
今年42岁的贾嘉慧是第八代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指在澳门出生、拥有葡萄牙血统的人。在殖民时期，他们精通两文、教育程度高，既在政府担任要职，又游走商界专业，社会影响力强。但贾嘉慧说，1999年澳门站在历史中央，未来社群如何被界定是一个未知，“会不会回归后，有些人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话事，就要对付这班土生葡人呢？”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 Institute）研究员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曾经形容：“土生葡人的历史，就是澳门的历史。”但这些活历史正在消散。根据澳门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2021年土生葡人仅剩13021人，占总人口不到2%——这一数字在1998年是4.5%。
过去25年，不同的葡人在这个城市流动与扎根，见证政经变化。BBC中文访问数名葡人，当中有土生葡人在移交前夕离开澳门，有人选择在留下来静看大潮变化，也有葡国人因欧债危机，误打误撞来到澳门，最后却抱着失望痛心离去。
离开，再回来自1993年开始，澳门每隔三年都会举办一次“土生葡人大会”。这个会议旨在凝聚全球土生葡人社群，回乡审视现况。今年的大会在12月1日举行，为历年最多人参与的一次，有1200人。卡洛斯特意从里斯本飞回来参加。他今年68岁，一头白头，但当谈起土生葡人与世界势态，语速仍然飞快。
刚步进餐厅，他用流利广东话向侍应说：“我哋坐呢度（我们坐在这里）。”卡洛斯回过头笑着说，“也许我拥有的最好的礼物，是我妈妈一直让我记住澳门和广东话。在葡萄牙的家里，我经常说广东话。”
卡洛斯在澳门出生，父亲是葡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60年，他举家搬返里斯本。卡洛斯对澳门的记忆很淡薄，但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根源就在这里”。1991年，澳门电力公司邀请卡洛斯担任人事总监，“我有机会回到澳门，为何不呢？”他马上答应。
当时卡洛斯正修读人类学硕士，研究变动时期中的土生葡人。回到澳门之后，他跟很多人聊天，发现社会正瀰漫各种复杂情感。“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回归很好；对葡萄牙人而言也很好，因为他们完成了工作使命，就像‘出埃及记’一样，可以回去葡萄牙。”
“但夹在中间，是我们土生葡人”。卡洛斯形容，那是土生葡人第一次对未来感到害怕。
葡萄牙殖民澳门442年间，土生葡人担任华人与澳葡政府之间的桥梁，备受重视。但移交临近，他们害怕自己的特殊地位迎来剧变。“站在中国角度，现在我们不需要葡萄牙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土生葡人？我可以改变任何事。”
当年，葡萄牙政府为近6000名公务员想好后路，给他们三种选择：纳入葡国编制、提前退休拿补偿金，或者继续留在特区工作。至于身份问题，土生葡人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中国国籍或葡萄牙国籍。
不过根据澳门大学1994年一份调查，只有不到3%土生葡人觉得《基本法》有足够保障，而认为不足够的则有超过36%。“我们可能有一半人跑回葡萄牙，他们在那里买了房子，结束在澳门的时光，”卡洛斯回忆。
但贾嘉慧没有离开。他们一家曾在1991年移民加拿大，1995年回流澳门。“那时候一直在想着，我们多留一年就走了，谁知道留着留着，到现在都没有走。”之后她在澳门理工大学升读中英翻译学系，毕业后成功自荐进入政府，担任翻译工作二十年。
“也许是在2001年至2010年之间，土生葡人又获得了自信，”卡洛斯说，“他们感觉过渡后的澳门很安全，很多事没有改变，甚至打开了生意之门，所以离开的人觉得也许是时候回到澳门了。”
曾有一个时候，所有事情都很有希望根据澳门理工大学学者欧雯巧（Vanessa Amaro）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澳门还重新迎来了一波葡萄牙人。
当年葡萄牙深受欧债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崩溃、失业率倍升，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前殖民地澳门——那时候，澳门每年都有新赌场建成，赌场收益早已超过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2011年8月10日，伊内斯·贡萨尔维斯（Inês Gonçalves）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从里斯本来到澳门机场。那年她25岁，读完国际新闻硕士，想找一份海外的记者工作。“我网上投了几百万份履历，他们要我，我就来了。”
一份本地葡文报社请了她。此前，伊内斯对这里一无所知，“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但是她感到澳门“非常有趣”，“人们在争论要不要普选，这是一个好制度还是不好制度。如果你来自欧洲，这是一个已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再争论了。”2012年，立法会在讨论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这对伊内斯来说，“好像在研究政治制度的起源一样，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气氛。”
在澳门当记者，伊内斯觉得曾经“我们有100%的自由”。澳门几乎所有媒体都受政府资助，但葡文媒体被认为有更大的自由度。“因为没有人看得懂，它没有影响力，”伊内斯笑着说。澳门是一个新鲜的地方，从政治、体育到美食，她什么都可以写，而这里好像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2014年，澳门发生“反离补运动”，两万人上街反对时任特首提出的离任补偿法案。“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所有事情都很乐观，你会有一种想法，好像一些东西正在改变。”伊内斯托着头感慨说，“但几年之后，你感觉到‘这行不通了’。”
改变总是慢慢发生，但她感觉转捩点在2019年。当年6月，港府因修订《逃犯条例》引爆示威浪潮。“维护国家安全”后来成为特区首要任务。澳门政府也开始加强社会控制，一切都变得非常敏感。“我们不能批评任何事，我们不能谈论中国政治、香港政治。一切都必须非常爱国”。
2021年，“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定违法，之后23名民主派立法会候选人被撤销参选资格，“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对吧？”伊内斯反问，但澳门人不愿意再谈论它，社会气氛变得异常压抑，“一切都是敏感的、政治敏感的。”
“我入你屋企，要不要脱鞋？”面对政治和社会气氛的变动，土生葡人高天赐有着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澳门人）越来越开心。”
他今年67岁，曾在主权移交后担任经济局知识产权厅厅长。目前是澳门公职人员协会理事会主席，也是澳门首位土生葡人议员，自2005年担任至今19年。
高天赐有着一张混血脸孔，一开口却是流利广东话。他的父母在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果亚出生，后来移居澳门。在移交过后，土生葡人大多变得政治冷感，但高天赐却积极参选立法会议员。他批评议会内大部份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没有人代表我们公务员，”他连说两遍。所以参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公务员和市民争取福利。
在议会中，高天赐曾提出多项具争议的法案，又在“六四致意动议”、“辩论普选特首”等敏感议案表决时，与传统民主派站在同一阵线，一度被社会归为民主派。但在“DQ”（即撤销资格）事件过后，高天赐明显小心很多，“很多人标签了我是民主派，但我自己觉得是自由派，你没有自由就做不到事，你很难去生存。”
对于被“DQ”的人，他说自己“没有条件评论他们的行为”，只想做好自己的本份。但他觉得自己仍然有自由，“（议会内）骂官员骂得最厉害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有这种自由去讲这些说话。”不过，当被问及澳门近年的变化和看法，他这样回答——
澳门是否越来越靠近中国？高天赐回答，“没有，我靠近泰国多。”他把话题拉开，说自己经常坐飞机到泰国吃饭。
那么澳门25年来的自由度有收窄吗？“没有，你看我多开心，”他发出一阵高亢笑声。
访问在他的议员办公室进行，在他的背后，有一张候任特首岑浩辉会见土生葡人团体的照片，照片中的高天赐就坐在岑旁边。
再问到自由度可以分哪几个方面时，他给出一段“脱鞋论”——高天赐身体俯前，反问：“你在香港住吗？我进你的家，需要脱鞋子吗？”他再说，“我不是很喜欢脱鞋被人看我的脚指，但如果我得两个选择，一是脱鞋子就可以进你家，二是我不去你家了，我们出去吃饭。”
“那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都是这样，你要尊重人，你不可以拿这个标准：‘喂，我从来都不脱鞋子’，你要迁就我，那你接受吗？”他没有就这番言论解释更多，但跟接下来的问题撇开关系。
澳门新闻自由有没有收窄？“我不是记者，你要问记者才知道，我感觉不到。”游行集会自由呢？“我又不需要游行自由，你（政府）给了钱我，消费卡现金分享，只要官员履行他的承诺帮市民解决问题，就少了很多问题。”
那么言论自由呢？“我是一个例子，从来都没有人叫我收声，或者叫我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仍然没有任何限制，所有话题我都可以讲。”
至于贾嘉慧，她担任公职20年，直言不便评论政治变化。但就土生葡人而言，她称仍希望“澳人治澳”，大家都是“想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她也觉得，现在的澳门尚有空间和自由度提出意见。
“澳门不再是家”在澳门呆满十年的前一个月，伊内斯决定离开了。
2021年3月，澳门广播电视（TDM）执委会向葡文新闻部下达九条指引，包括“不会散布违反中央和特区措施的信息”及“传播爱国主义”等。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出爱国编采指引，事件触发葡文记者离职潮，伊内斯是其中一个。
“对我来说，这是我澳门记者职涯的结束，也是澳门新闻自由的终结。”但伊内斯很清楚，这些动荡不会对在澳葡人产生影响。“他们的生活仍不变，继续赚钱、送孩子上课，他们也有自己的泡沫（little bubble）。”
事实上，撇除政治因素，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间，澳门政府实施严格的管控，也触发葡萄牙人离澳潮。澳门理工大学学者欧雯巧在2012年至2015年间，研究60名葡萄牙人移居澳门的行为模式。疫情期间，她重访这60名受访者，发现约六成人已经离开——尽管他们在外面没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网络。
欧雯巧说，瀰漫在这些葡人社群之中，是一种“澳门再不是家”的感觉。
伊内斯有着同样感受。“我真的很难过。当年我来到澳门所看到的可能性，现在完全没了。”她当时幻想着，在未来澳门制度会更加开放，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集会也会更加多样。“我当然没有期望一下子就会改变，但慢慢下去，澳门或者会更像香港，”她说，“现在结果却恰恰相反。”
作为极少数人，要想办法生存因为要完成硕士学位，以及女儿准备升读大学，卡洛斯在1999年主权移交之前已经返回葡国。但之后他加入了里斯本大学东方研究所做研究，每年都会回来澳门一两次。
或许是对澳门保有距离感，卡洛斯从一开始就很清𥇦澳门的地位，对于其变化显得很冷静。“这是附带损害：在中国、香港发生的事情，总是对澳门产生影响，因为澳门正在融入中国。”
他提起一件深印象的事。在1999年之前，基本所有有关澳门的研究都是由葡萄牙人完成。但约在2001年开始，澳门基金会在学术上开创“澳门学”，聘用华人研究员撰文出书，以中国人的观点出发，重新阐述澳门故事。
“我开始明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因为他们想改变心态，也想改变澳门对爱国情感的渴望，”卡洛斯说，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政府正为2049年作准备。但他很理解，港澳特区拥有特殊地位，“但这个状态只维持50年”。在这50年间，中国要慢慢把港澳融入很正常。只不过，这个融入的变化比他想像中快得多。
在世界局势变动间，卡洛斯很清𥇦土生葡人的定位——作为极少数人，他们要想办法生存。保持地位能在三方面着力：政治、经济、文化。
过去，澳门均有土生葡人担任政府主要官员。但随着运输工务司司长罗立文完成任期，新一届岑浩辉的政府班子再没有土生葡人。“失去了一个，那我也可以成为另一个（影响力）。”
卡洛斯说，“经济就不一样了。他们还有（中葡）论坛，还有‘一带一路’，他们需要葡萄牙人，他们在这里需要土生葡人。”
2003年，澳门成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共有九个葡语国家参与，包括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东帝汶等。再到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澳门作为中间人的角色再次被重点强调。
卡洛斯深明，土生葡人跟中国的关系不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更像是一种“从属关系”（subordinate）。他归因于葡萄牙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积极，“他们可能只听中国的话。”但同一时间，土生葡人又总是非常被动。卡洛斯打趣地说，土生葡人已经习惯了葡国接近500年的殖民，“现在只是换成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样”。
然而，当土生葡人的角色变成经济贸易的工具，这是否他们乐见？卡洛斯笑着说，这不是一个乐见与否的问题，问题是当身处全球化的世界，“如果你不跟上脚步，你就会融入不了（don't come to the team）。 ”
“柏林围墙”的启示现在，卡洛斯说他所关心的大局只有一个：如何在特区内维持土生葡人的身分。
土生葡人是一群充满混合文化和思想的群体，他说，香港没有这样的人。“特区需要保留这一点，向世界展示，中国有能力与世界共存。我认为这就是澳门现在的重要性。”
回顾澳门过去的25年，卡洛斯仍然感到“正面”，“因为我们还存在！”他说虽然中国在改变，但是澳门允许土生葡人聚会、有中葡论坛，“他们没有抹去一切，”他随即笑着补充，“至少还没有（not yet）。”
卡洛斯听过很多人形容，当人们去香港，他们不会感到害怕，但去到北京，他们会有“不同的感觉”。在他眼中，港澳对于中国仍然有角色——这里中国是强大的“社会实验室”，可以助它摸索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但在未来25年，土生葡人还会不会有角色，就一切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
但伊内斯有另一种感受。在确认接受采访前，她曾经犹疑。当时她正准备带着3岁的女儿重访澳门，她很害怕入不了境。“我有点害怕，这种事发生太多了吧？他们会在边境拦住我吗？因为我是当时退出TDM的记者之一，而这是一件非常公开的事。”事情最后没有发生，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顺利见面。
再次回到澳门，她珍惜每天的时间：她到庙里逛、吃大排档、星洲炒米......她说，现在的自己对这个城市已不再那么生气与难过，“时间过去了，我回过家里，舔过了伤口。”
但她仍尽量不看新闻，只想感受这城市好的一面——她记得离职的时候，很多几乎不认识的同事给她写信，伊内斯形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乐观，抛出各种历史观，比如倒塌的柏林围墙，还有曾经民主化后的葡萄牙。
“实际上，这很鼓舞人心，但我看不到这样的未来。”伊内斯说，她仍有葡人朋友还在澳门当记者。“她深信总得有人留下来，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 我尊重她，也真心佩服她。”
但伊内斯不想做这种妥协，“对我来说，在大事无法被报导时，能报导一点小事并不算胜利。 但我完全明白，北京的规则就摆在那里，他们不希望事情失控发展，而我也不是来这里尝试改变现状的外国人。”所以她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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