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篮子的负担变重了”，这是近期不少市民采购蔬菜时发出的共同感慨。以北京为例，超市里原本2元一斤的黄瓜涨到了9元多，菠菜等一些绿叶菜的价格翻了一倍都不止，其他许多蔬果的售价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与北京类似的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对此，一些网友调侃道，“有种吃菜比吃肉还贵的感觉”，更有人自嘲“除了工资不涨，其他都在涨价”。

据农业农村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此次蔬菜价格上涨约是从6月下旬开始的。6月24日，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11.09，此后该指数持续攀升，截至8月22日达到134.36，涨幅20.95%；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价格的平均价格从4.37元/公斤上升到6.11元/公斤，为近10年同期最高值，涨幅39.82%。 

分散的产地却不能分散灾害风险

蔬菜产业是我国农业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我国蔬菜供应以“买全国、卖全国”为主，主销市场随着季节调整供应地，同时也依靠本地产品补充缺口［1］。从年产量看，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四川等省份都是我国的蔬菜生产供应大省［2］；但就夏季供应来说，优势产区则集中在黄土高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山西及河北北部，主要供应华北、长江下游、华南以及港澳地区）、云贵高原（云南、贵州和鄂西、湘西、渝东南与渝东北，主要供应华南、长江下游、华北及港澳地区）和北部高纬度地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主要供应京津、长江中下游）［3］。

因此，在主要供应地发生季节性转换时，蔬菜价格随之产生一定变化是常见现象。实际上，从历年蔬菜价格的波动状况看，每年7-9月我国蔬菜价格都会出现一定上涨。因为高温多雨的天气影响了蔬菜生长，部分主产区产量下降；同时，补充蔬菜供应的产区多位于高纬度、高海拔地区，保鲜、运输成本相对较高。

但即便如此，像今年这般范围广、幅度大的涨价仍是罕见。 

对于今年的异常，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姜楠在接受央视财经新闻采访时解释，这是此前连续的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季节我国蔬菜供应以北方大田蔬菜为主，旱涝、高温等极端天气灾害都可能导致蔬菜减产，且持续性降雨也可能导致区域性运输不畅，加剧短时内的蔬菜短缺问题。

极端天气事件，是指历史重现率低于10%或打破历史极值，并造成显著灾害性影响的天气气候现象［4］。近年来，新闻报道中多次出现的区域性极端强降水、大范围极端高温热浪、持续性极端骤旱、高影响极端寒潮等都属于极端天气的范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4）》指出，由于全球变暖加速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我国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数量增加、程度增强的趋势，尤其是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

自今年6月以来，全国各地的极端天气灾害连连。6月下旬，长江中下游、广西、贵州等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水事件；与此同时，河北、河南、山东、四川等省份却在面临重旱特旱，河南的降雨量甚至比多年平均值低70%，农业供水极度紧张。

进入7月，刚结束旱情的河北、河南、山东还没能喘口气，就迎来了旱涝急转，即在前期无降水或少降水且已出现旱情的情况下，紧接着在短期内发生高强度降水并形成洪涝的天气现象［5］，农民们在干旱下费尽心思浇水保住的部分田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淹死了；除此以外，全国还出现了大范围高温，广东、新疆、河北、河南、甘肃等地12个国家站的日最高气温都超过了历史极值。

8月，降水在东北、黄淮一带还未停歇，山东寿光大量蔬菜大棚被雨水淹没、辽宁葫芦岛市的降雨更是达到了历史罕见的强度，汛情严峻。

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蔬菜供应体系，保证每个季节都至少能有3个产区维持生产、满足全国蔬菜需求，但过去近三个月内的极端天气事件还是让人措手不及。一方面，这些极端天气覆盖广泛，使得大片地区的本地蔬菜供应受到打击；另一方面，多场灾害发生的地理位置与各蔬菜主产区高度重叠，例如河北的水旱灾害、贵州的暴雨洪涝、新疆的极端高温等，致使分散的产地却不能分散灾害风险。

即便是在全国最大蔬菜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的山东寿光，其本地菜价都不可避免地因减产和采收困难出现上涨，更何况是在蔬菜主销区。由于水灾以及洪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部分产销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曾一度中断、蔬菜在运输过程中损耗增加，更使得市场价格节节攀升。

农户并未因上涨的菜价而挽回损失

然而，虽然消费者与卖菜商户都在反映菜价上涨，但在源头的生产端，农户的收入却没有明显提升。在盛产蔬菜的传统乡镇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农户郭大叔表示由于较严重的汛期和汛后高温，蔬菜的长势和产量远不如往年，因此有了涨价。但是对于农户来说，“虽然价格涨了，但产量有限，种菜收入并未明显提升”［6］。

在农业领域，类似的故事并不罕见。极端天气对农业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蔬菜等经济作物上，还体现在粮食生产中——极端天气的增强、增多正在威胁主要农作物生长与粮食安全［7］。

对于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而言，夏季的连续高温可能会影响水稻的分蘖、孕穗、抽穗、扬花、灌浆等多个关键生长时期，易导致水稻产量和稻米质量下降［8］。相较于晚稻，高温对于早稻和中稻的负面影响更大，这是由于对水稻生长不利的高温发生在7-8月的频率更高，而这一时期正值早稻和中稻扬花、灌浆的关键生长时期，高温造成的灌浆期缩短、灌浆速度加快会导致稻米变小、重量下降［9］。

2022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及川渝地区持续的高温少雨，就对处于孕穗开花和灌浆期的水稻发育造成不利，使得这些地区水稻单产、总产略有下降［10］。

而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占明锦对《知识分子》强调：“气候变化背景下，不仅高温热害事件增多，其实低温冷害也时有发生。由于大家过于关注‘气候变暖’而忽略了低温冷害，导致低温冷害的损失也不轻。”

“例如，2010年春季长江中下游有82.58%的早稻受到低温冷害的影响，湖南省受灾面积最大,达到1353.70千公顷；2011年秋季低温冷害过程也很明显，共有335.36千公顷晚稻受灾，以江西省受灾面积最大，达到187.27千公顷，占该省水稻种植面积的9.16%。”

当然，极端降水对农作物产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2023夏季，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黑龙江五常市的250万亩稻田中有100多万亩遭洪水侵袭，淹水的水稻减产大约40%-50%［11］。2023年5月，河南遭遇1961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阴雨天气，不仅影响了豫南成熟期小麦的机收进度，使得部分麦田出现发芽、霉变、倒伏等灾情［12］；还使豫北、豫中等地生长期小麦籽粒灌浆不充分，影响了粒重、产量和品质［13］。

好在上述两场灾情未对市场造成冲击，且两个主粮产地在不同程度上均有农业保险覆盖，减轻了农户的部分损失［14，15］。

而在直接引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减产外，气候变化还导致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病虫害和草害风险上升。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农业气象研究所研究员霍治国曾在采访中提到，暖冬年越冬后病虫基数增加可能达到常年两倍以上［16］。湖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晓波也指出，强降雨天气导致的湿度增大会促进病菌蔓延，易引发蔬菜病虫害加重，农户除了要花费更多时间管理菜园，也可能需要施用更多的化学制剂来防治病虫害［17］。

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归因分析指出，近几十年来气候变暖对我国病虫害发生率增加的贡献超20%，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主粮作物的病虫害发生率显著增长［18］。2023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四次国家信息通报》指出，预计未来中国大部分农作物病虫害的频次增加、面积扩大、危害加重；经济作物比如果树，受虫害影响的面积也将增加。

面对极端天气，

农业生产的适应性举措

值得高兴的是，在当前市场上，菜价不断上涨的情况已基本稳定，并隐有回落之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柴立平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当前正值北方设施蔬菜换茬期及部分秋菜定植期，随着秋菜和设施蔬菜陆续上市后，价格将逐步回落至正常区间［19］。

虽然此次蔬菜涨价“危机”即将过去，但随着极端天气频次和灾害性的增加，其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挑战也将不断加剧。面向未来，农业发展应该如何主动去适应这样的气候变化呢？

首先，基础性的工作是加强因地制宜和因气候制宜，调整耕种作物和技术方法。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余卫东认为，通过完善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根据当前的气候条件，优化地方作物和品种布局、调整种植技术，可以实现趋利避害。例如，双季稻种植北界随着平均气温上升而不断北移，在此过程中，原本种植单季稻的地方就可以考虑改为双季稻，提升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

其次，气象部门应该进一步提升农业气象相关服务，通过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参与气象指数保险的开发和实施等方式降低灾害影响。对此，占明锦解释，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和服务能力，是打通气象部门和农户间预警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而加强农业巨灾指数保险的开发和应用，受灾时通过气象局提供气象数据换算损失，可以降低现场核灾成本，利用资本市场，有效分摊农民的灾害损失。例如，浙江省针对茶叶、杨梅、枇杷等作物设计了16种气象指数保险，保费规模在2023年达到1.28亿元，赔付率约为92%［20］。

还有，农业经营模式的调整也有利于改善小农户的灾害应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湘博认为，需要发挥合作社与社区组织的作用，提高农户应对极端天气的适应能力。合作社和社区组织不仅有利于实现农业技术推广，还能在面对灾害时增强小农的风险管理能力和谈判能力。此外，推行生态措施、采取多样化的种植，都能提升小农在应对极端天气灾害时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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