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8月22日)是已故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120岁冥诞，中国官方连日来以发文、出书和举办研讨会等方式高调纪念。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偷换概念之举，亦即，试图以邓小平深植人心的“改革开放”政绩来护航他自己倡议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一个与邓小平路线相去甚远的政策。

星期四(8月22日)起，电影《邓小平小道》将于全中国复映，这是一部2021年发行的剧情片，描述邓小平于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期间遭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场劳动改造的往事。

稍早前，中共中央军委也于星期一(8月19日)在北京举办“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人士一致赞扬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丰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此外，早于8月中旬开始，北京当局就透过发行新纪念邮票及新书《邓小平改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等一系列纪念活动隆重纪念这位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
《求是》文章赞扬邓小平“不朽功勋”

最明确的信号是中共党刊《求是》上星期五(8月16日)发表逾8,000字的《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长文，图文并茂地赞扬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文中称，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推动各方面“拨乱反正”，并总结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接着话锋一转称，党内现在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锚定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锲而不舍、真抓实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全文末尾特别以六大段落、逾3,000字的篇幅，阐述7月18日三中全会公报中所定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推进强国建设。

对于近一周来的邓小平纪念活动，在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表示，中国政府自1996年颁布《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以来，对已故高层领导人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的纪念活动都有明确规格，邓小平的120岁冥诞自然达一定规格。

张执中说，相较于行礼如仪的纪念活动，《求是》这篇长文无疑是今年最重磅的宣示，全文重点在于连结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今年纪念邓小平主基调，其目的显然是利用已故领导人的路线来强化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主政的正当性。

张执中告诉美国之音:“这篇文章其实很明白，就是要把这次的(纪念邓小平)诞辰跟三中全会的路线挂在一起，重点强化中国式现代化，接下来就是要去接上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张执中表示，三中全会7月18日开完后，中国各界及外资都对中共未提出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而备感失望，因此，中共本周在举办纪念活动时也格外谨慎，避免有人利用中国民众对邓小平的怀念，趁机宣泄不满情绪。
刘锐绍：邓小平仍留“政治遗产”

在香港的时政评论员刘锐绍说，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的方式近年出现明显的变化。

他说，两年前，中国官方在纪念邓小平“南巡30周年”时明显冷淡，仅于地方性的《深圳特区报》刊行文章，几乎未发布其他任何全国性的文章，当时一度给人“邓小平路线”已成过去式的观感。

至于今年高调的纪念活动，刘锐绍说，中共应是有意将刚刚落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相提并论，以强调邓小平和习近平两人的施政路线“一脉相承”。

刘锐绍告诉美国之音，尽管1989年血腥镇压六四学运是邓小平主政时的最大污点，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位已故领导人还是留下难以抹煞的政治遗产。

他说，邓小平最为人称道之处首先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其实是“与人民的要求走在一起”，也于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激发了民间追求富裕、改善生活的积极性。

刘锐绍说，改革开放让中国官、民间得以“互借东风”，共享利益的最大化，但反观习近平主政的今日，中国百姓的诉求能否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恐是一大疑问。

他还说，邓小平留给中国社会的另一项遗产是经济上的开放，让中国人有机会与世界接轨，间接促使中国民智大开。

刘锐绍指出，邓小平虽无意推动政治改革，但实际上也为可能的政治变局预做准备。例如，开放传媒竞争，中共于80年代催生出《上海经济导报》等多家改革派传媒和一批深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尽管六四运动之后，他们全遭打压噤声，但仍留下一部分影响力。

刘锐绍说:“无论邓小平自己愿不愿意，改革开放这个门一打开，(中国)大陆的人民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好像封闭在桃花源的人，忽然看到眼前这世界已经不再是秦始皇的年代，这个思维的开拓就收不回来了。”

刘锐绍星期三(8月21日)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呼吁中国政府在纪念邓小平冥诞的同时，也应“继邓开来”，继续改革开放。
邓习“改革”差异：放权让利vs.集权兴利

在北台湾新北市的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弘远则指出，虽然同样以“改革”为名，但习近平的施政却与邓小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张弘远分析，邓小平当年面对的是国家过度左化，导致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都难以为继，所以，邓小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内则进行市场化改革，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背后最重要的机制是“放权让利”。

但习近平却聚焦打贪，一再以贪腐问题动摇中共执政合法性为由，实则打击异己，让中国老百姓质疑左化的“红旗要打多久?”，因此，习近平的改革强调共产党所扮演的推动者角色，主要准则是为他自己和中共“集权兴利”。

此外，张弘远说，相对于邓小平主打“让人民富裕”，来重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习近平则是描绘更宏观刚硬的“中国梦”，企图提升国家霸权地位，结果在国际经济上引发美中对抗，地缘政治上则出现“战狼外交”。

基于这样的差异，张弘远说，习近平过去刻意淡化、甚至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地位，但今年却反过来高调宣扬，是因为习近平已于二十届三中全面上确立了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路线，并把改革开放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环，既有对内宣传的效果，又无损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张弘远告诉美国之音:“如果纪念邓小平、怀念邓小平、甚至肯定邓小平能够让外资把它当做是一个政策讯号，(显示)中国又将回到邓小平时代对待外资的做法，那为什么不用呢？中国(向来)善于使用意识形态来作为讯号或营造出一种气氛。”
林和立：习近平权位稳固，改革难以期待

在香港的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资深研究员林和立也说，中共重新彰显邓小平路线的作法，显示习近平在面对经济和外交等困局下，尽管其个人权威不受动摇，但也须被迫作出一些调整。

林和立分析，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冥诞，加上习近平近来减少公开露面，说到底，他就是不想为中国目前的困境扛起责任。

他说，中共热闹操持邓小平纪念活动的表象下，未来真正要观察的还是官方是否推出具实效的经济和外交改革措施，以提升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但他说，从中国近日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持续强化外交关系的发展来看，外界期待恐落空。

林和立告诉美国之音:“中共高层目前还是很迷信东升西降，所谓国际的大趋势，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习近平在具体的国家政策会来一个大转向，重新恢复邓小平改革开放，倒向西方的那些政策。”

林和立认为，中共许多干部和中国普罗大众其实都认同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但在习近平不可能做出任何实质转变的前提下，一些经济条件许可的中产阶级只能继续选择“润”出国，至于无能力和财力出逃的人就只能留在中国，继续忍受境内政经环境的“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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