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后，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其中包含20条措施，以刺激居民消费，拉动整体经济增长。

这20条措施包括针对汽车、住房、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以及对餐饮、文化旅游、健康服务等服务业消费的促进措施。

具体而言，包括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加强汽车消费金融支持；对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予以适当补贴等。

BBC中文采访经济学家得出三个判断：

  ·目前措施缺乏“大爆炸”式大规模刺激，可能会令市场失望；
  ·对20条措施能否显著刺激消费保持悲观；
  ·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还将是消费，但大幅增长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告别大规模刺激？

从6月份开始，不断有国际媒体爆料，中国正在研究大规模刺激计划，挽救疲软的经济现状。

然而随着7月份政治局经济会议的召开，除了对房地产行业的措辞中有适当放宽的说法以外，并没有更新的措施。

此后，中国发改委推出“20条”刺激消费，虽然条款比较多，但不如以往由国务院推出的“国X条”受到的关注。

“高层决策者承认他们正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宏观环境，而且挑战是多方面的，显然，中国的经济复苏已经失去了一些动力。”汇丰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辛怡然表示，尽管有更多政策支持，但从细节中不难看到，近期缺乏“大爆炸式”刺激可能会令市场失望。

上一次“大爆炸式”刺激是在2008年，当时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在11月份感受到第一波冲击，出口增速从上个月的19.2%下降到-2.2%，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几天后，当局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大量的钱注入经济，补贴“家电下乡”和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效果也十分显著，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6.1%探底，到四季度回到10.7%的高增长轨道上。

不过该计划推高了债务风险，吹起了地产泡沫，整个经济进一步杠杆化，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痛感。

2013年李克强上任总理，由于上述“痛感”，他的经济政策包括三点：“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这也被称为“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

新总理李强上任后，似乎延续了前任的风格，多次提出不搞“大水漫灌”。

辛怡然表示，现阶段中国政策取向还是支持增长，但更加强调解决结构性挑战，以促进长期可持续增长。这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即决策者的目标是在支持经济复苏与引导经济长期发展方向之间取得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则提到“潜在增长率”的概念，刺激的目的就是让增长速度回归到“潜在增长率”。

他近期撰文表示，中国在当前面临的情形是，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潜在增长率趋于长期下降，政策调控目标不能一成不变，要避免刺激过度从而超过潜在增长率。

换句话说，如果将中国经济比作一匹赛马，用鞭子在马屁股上狠抽三下，马儿吃痛，加快速度赶了上去，拿下第一名。但过了几年，这匹马年龄渐长 ，潜力没有那么大了，抽了三鞭子，还是跑不了第一名，抽得再多，只会把马儿抽坏了，适得其反。

如何刺激消费？

在中国的经济语境中，少有词语可以像“地摊经济”一样经历冰火两重天。2020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考察山东烟台时，曾高度称赞地摊经济能创造就业岗位，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地摊经济随后成为网络热词，各地准备放开管制。

但很快，《北京日报》发出的评论措辞坚定：“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央视新闻评论则认为，地摊经济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地摊经济”快速降温，外界也借此一窥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

当前，李克强已不在主管经济的一线，但中国的经济处在与2020年6月相似的境地，地摊经济再一次出现在媒体和政府文件中，昆明、上海、深圳都提出将对地摊经济解禁，从侧面反映出经济疲乏下，需要全面刺激消费。

中国发改委推出刺激消费的“20条”，却没有哪条措施冲上媒体头条和微博热搜。

“我们对这些新政策能否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持悲观态度。”经济学人智库（EIU）向BBC中文表示，中国需要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来大幅促进消费，比如增加消费补贴或以家庭为重点的财政转移支付。

辛怡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服务消费（餐饮、影院等）一直是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但还没有完全扩展到其他消费领域（零售、房产、汽车等）。

目前，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刺激，中国汽车市场的销售火热，但增长乏力，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再加上全球处于电子产品消费的低谷。经济学人智库认为，中国围绕这些行业刺激消费，效果值得怀疑。

该机构着重提到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国增加对充电和换电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会解决新能源汽车销售的一个关键瓶颈，但资金投入和时间表缺乏透明度，表明这可能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太可能刺激短期需求。而将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计划延长至 2027 年将支撑该行业的增长势头，但也可能加剧西方国家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

安邦智库向BBC中文表示，居民消费不能只停留在吃喝拉撒等最基本的“生存型消费”，还要鼓励居民有更多的“发展型消费”，满足居民的旅行、教育、培训、金融服务等服务性的消费需求。要实现这些目标，老百姓要有普遍的安全感和经济信心，政府的公共服务要到位。

“如何才能扩大内需，使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稳定力量，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让居民和民营企业恢复信心，主动扩大消费和需求，可能是恢复中国经济的正解。而试图再度刺激房地产市场的路子，恐怕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安邦智库表示。

“难道我不想消费吗？”

“是我不想消费，还是不会消费，我傻么，消费还用刺激？我的问题是没钱消费，”中文社交网络小红书上一位网友对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此评价。

对此，官方也不讳言。在中国发改委的一场记者会上，副主任李春临表示：“就业和收入都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而一周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中国的邻国日本或许可以提供前车之鉴。1961到1970年日本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将经济发展目标锚定在“国民收入”这一个指标上。最终，收入倍增后可以大幅释放国内需求，为经济增长带来澎湃动力。这一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对于刺激消费而言，增加居民收入是中期因素，短期来看，信心不足更为关键。

经济学人智库表示，疫情后欧美各国零售额和通胀率都在上升，而中国消费者仍然保持谨慎，节俭的消费习惯反映出对未来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确定。这种情绪已经淹没了中国在疫情放开的短暂兴奋，这成为中国消费市场失去动力的主要因素。

更长期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独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和消费。

中国庞大的市场被一道“城乡二元结构”鸿沟一分为二，疫情前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

这两部分人口分别集中在城市和乡村。两部分人收入差距巨大，使中国形成了M型消费结构，低端和相对高端的消费比较多；更健康的消费市场则是橄榄形的，中间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消费市场的主体。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此前分析，高收入阶层对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其他消费增长潜力并不大；而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提不上来，消费需求未能释放。而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大规模城市化，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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