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我的四个判断
2020年7月12日，我发表了《疫情以来，我的四个判断》一文，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疫后经济可能的走势，提出了四个判断。这四个判断是，
第一，至暗时刻：悲观但不绝望。这个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废话，或者是什么时候说都不会错的官话。但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感觉就不一样了。当时的背景是：国内的疫情还没有完全从至暗时刻走出来，西方则正在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说，他当时都想到了“终结人类”这个词。当时，有经济学家讲，这次疫情会使整个世界的GDP损失40-50%。
第二，短暂、表层、强冲击。这次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强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没有过。但同时要看到，这种冲击可能是表层的、短暂的。如果出现衰退，也是一种非危机性衰退。因为这种冲击并不是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当然，这不是否认疫情前世界经济或某些国家的经济存在问题，而是说，这些问题不是引起这个事情的原因，也不足以引发如此大的冲击。
第三，疫情可能是加速器。当时很多人都在讲疫情是个转折点。甚至有人认为新冠疫情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但我认为，这只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新冠疫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加速器，它将加速历史的发展，而不是重塑历史。不是每一场危机都是转折点。因为在疫情之前，很多趋势就已经出现了，疫情是加速了而不是改变了这些趋势。
第四，疫后经济将会是慢车道上的紧运行。下面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判断。
什么是慢车道？
在2020年7月15日发表的《第三个预测：慢车道上的紧运行》一文中，我打了个比方：我们可以想象电子游戏中的一个场面，车在快车道上行驶，在一定坡度下，有一条并行的慢车道。这时，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快车道上的车推向慢车道，车并没有翻（所以我说是游戏中的场面）；车在慢车道以另一种速度行驶，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都回不到快车道。疫后世界经济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情形，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
在那篇文章中，我分析了疫后经济可能进入慢车道的几个原因，此处不再赘述。在这里，我想补充两点最近的认识。
首先是疫情的疤痕效应。前些天，我曾经介绍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布伦纳梅尔在《韧性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疤痕效应这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讨论疫情会对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以及疫后会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切都恢复原状。布伦纳梅尔教授认为，从表面看，这次新冠疫情之前似乎并不存在金融危机前的那种结构性失衡，这就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只要疫情过去，经济就会很快复苏。但实际不然，这次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给劳动者和企业留下长期的疤痕效应。
他认为，这次疫情可能会在三个维度上给经济留下深远影响，或称疤痕效应。第一，打击乐观精神和风险承担意愿，在民众的内心中留下疤痕。第二，人力资本因为失业期延长而受损，给劳动力市场留下疤痕。第三，债务积压，特别是破产程序如果久拖不决，会给企业留下疤痕。所有这些都会打击经济活动，压低长期增长率。
其次，是大拆解背景下的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在今年11月22日发表的《我们面临的也许是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一文中，我写道：关于疫后世界经济的走势，人们有许多不同的判断，甚至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有人甚至认为，我们也许面临一场类似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前面我就说过，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这个预测能力，但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说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明显的经济收缩期，可能更有把握一些。
当然，经济收缩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但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从国际贸易的萎缩就可见一斑。WTO一份报告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应会仅增长1%，远低于之前预测的3.4%。被视为“全球贸易晴雨表”的海运价格近来出现的大幅下跌，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国际航运集团马士基预计，今年全球集装箱需求将下降2%-4%，低于此前预期，不仅如此，2023年集装箱需求也可能继续出现萎缩。
什么是慢车道上的紧运行？
慢车道上并非是一种悠哉的状态，更大的可能是在慢车道上呈现一种紧运行的状态。所谓紧运行，是指采取非常手段，竭尽全力地提升经济发展速度。恢复发展速度也好，抢占先机也好，都可能造成紧运行。最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缓解疫情期间造成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竞争。
首先，在疫情期间，各国经济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由此，诸如就业、居民收入等民生问题凸显。国际劳工组织于11月30日发布《2022-2023年全球工资报告》。报告称，由于生活成本飙升，2022年上半年全球人均实际月工资下降了0.9%，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实际工资负增长。这将威胁经济复苏，加剧不平等并引发社会动荡。报告还强调，这场危机正在降低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并对低收入家庭造成尤为严重的打击。
在我国，有人估计，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突破7000万。再加上夏天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口未来将突破8000万。此外，中小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在疫情中受到严重冲击。其中，关门倒闭的不计其数。就这部分人来说，其经济处境甚至比一般的失业者还要艰难。这几年，不少人实际收入减少，甚或完全失去收入来源。但同时还要承担房贷车贷。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带有相当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现实的压力来自国际上的竞争，谁都不甘于在慢车道上走，谁都不愿意走得比别人慢。现实是，有些国家较早地结束了疫情，在经济发展上抢占了先机，尤其是特别是印度和越南。越南的GDP一季度增长5.03%，二季度增长7.72%，三季度增长13.7%。越南政府预计今年越南经济将增长8%。而我国走出疫情的时间相对较晚，现在面临着外资撤出，产业链向外转移的的严峻现实。
这都决定了紧运行可能是疫后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征。最近，浙江等省市有相关政府部门出面，用包机的方式组织企业出国联络客户、参加经贸活动。这都是紧运行的典型例子。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中，类似的事情也许我们还会更多见到。但效果如何？特别是在人们习惯于形式主义和运动式运作的情况下，会不会由此造成新的问题？对此要有一种清醒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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