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平均收入增加了10倍，而且能享有的商品和服务的增长更是难以统计。对于这样的财富的爆炸性增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经济系、历史系、英语系和传播系的荣誉退休教授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认为，是各种想法、点子和创意的“交配”，释放了资本的生产力；而越是重视自由价值的地区，越能促成各种想法的“交配”。
以下是她的具体观点：
如今的人类生活水平简直太高了。两个世纪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折合成现价是3美元，而且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而现在，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达到33美元。而且，统计数字还没有把1800年以来人类能享有的商品与服务的极大丰富算进来。
这种规模的“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收入成倍增长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古希腊、古罗马，或是北宋时期的中国、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印度都曾出现过。但是那时的人们也会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的生活水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而且，收入的提高以及所能享受的商品和服务之丰富，使得生活舒适程度天方夜谭般地提高了10000%，这在两个世纪前的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财富大爆炸”是如何实现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解释。左派的解释，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开始，认为关键因素是剥削。1800年以来，资本家们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然后再投向“黑暗的撒旦磨坊”，也就是工业时代的血汗工厂，他们认为这是增长的关键。右派的解释，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降，认为关键是节约、积累。如斯密所言，只要能够例行节约并积累资本，那么野蛮的苏格兰高地人也能像荷兰人一样拥有极高程度的富裕。
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对斯密的学说进行了一种延伸。他认为制度才是真正的灵丹妙药：法律兴盛，腐败消除，国家就会因为资本积累而走向极高程度的富裕。
但是，让世界富起来的，不是从工人身上榨取的资本，不是因为节俭的美德而积累起来的资本，也不是靠有计划地积累财富的制度。资本和制度固然重要，可是劳动力、水和时间也同样重要。
是什么释放了资本的生产力？
答案是那些想要进行改进和革新的具体想法──那些由偏远农村的木匠（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当电信报务员的小男孩（托马斯·爱迪生）和来自西雅图的青年计算机鬼才（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所提出的想法。
正如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2010）一书中所言，在过去两个世纪，“不同的想法开始了交配”。比如，火车运输这个点子，源自将高压蒸汽机与在铁轨上行驶的运矿车相结合；而除草机这个主意，则是把缩小版的汽油发动机与缩小版的收割机结合的产物。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发明皆如此。这些想法在脑海中的交汇，带来了各种机械改良的爆炸性涌现。
如果只靠资本积累或者法治的话，那么“财富大爆炸”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100年的罗马或公元800年巴格达就应该出现了。而在公元1500年甚至1700年之前，中国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比如中国的运河比欧洲长得多，而且发明的运河船闸也比欧洲早了几百年。中国古代的自由贸易和法制，也远比当时小国林立、关税繁苛的君主专制欧洲要广泛得多。但是，诞生工业革命和“财富大爆炸”的是欧洲的西北部，而不是中国。
为何想法恰在此时此地学会了“交配”？
这一现象为什么最早出现在1600年前后的荷兰，然后1700年前后传播到英格兰，再依次到北美殖民地、苏格兰、比利时、法国北部和莱茵地区？
因为“自由”。事实证明，最独具匠心的人，是摆脱了束缚的人，而不是奴隶、农奴，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不是受缚于等级制度或官僚体制里的人。在一些偶然的政治事件而非欧洲某些传统美德的影响下，欧洲人逐渐相信，普通人都应该挣脱约束，以获得追求人生成功的机会──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生命、自由和追逐幸福”。
也因为“平等”，摸着石头争取的平等。这里并不是指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或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那种法国式的结果平等，而是休谟(David Hume)和斯密的苏格兰式的平等，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所享有的社会尊严的平等。它鼓励人们依靠自己去无畏地追求更好的生活。正如斯密所言，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公平计划下，用自己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个能解释我们“财富大爆炸”的概念，是“自由主义”。这里指的是其原本的含义：“（每个人都）配得上做一个自由人”。两个世纪之后，所有人都认同了这一思想。于是，“财富大爆炸”开始了。
极端的年代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为此而感到高兴。18世纪还有伏尔泰(Voltair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为贸易自由摇旗呐喊，而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傲慢地嘲讽起了“自由”。这些人多是资本家的后辈，是自由让他们的父辈富了起来，让新一辈有了闲暇。然而，他们却开始倡导积极地动用由国家所垄断的暴力，来实现各自心中的乌托邦。
右派的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回归中世纪，他们把那里想象成没有粗俗的讨价还价和贸易竞争的黄金年代，但实质上，那只是一个领主统治的等级森严的年代。这种保守而浪漫的复古思想，正合统治阶层的胃口。19世纪末期，右派举起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说大旗，贬损着普通人的自由和尊严，把国家的使命凌驾于个人之上，推崇殖民主义和强制生育控制，并为战争涂脂抹粉。
同时，左派这边，另一群知识分子提出，思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滚滚向前的大势，再辅之以对邪恶的资产阶级的不断抗争与革命──而且，这些运动自然要由左派知识分子们来领导。在随后的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进步运动中，左派提出，打破资本家在肉、糖和钢铁上的垄断，要靠或管制或工团运动或计划经济或集体化的方式，来把所有的垄断归入到一个终极的垄断者之下，那就是国家。
当欧洲的知识分子们为这些深邃的思想而纷争时，同时受到左右派乃至中间派鄙夷的商业资产阶级们却创造出了“财富大爆炸”，以及现代世界。事实证明，普通的人并不需要高层的指挥；相反，当人们受到尊重又不受束缚时，他们会变得极有创造力。
“财富大爆炸”有多伟大？
“财富大爆炸”是自人类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之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件。它的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帝国兴亡或者阶级斗争都重大。
“财富大爆炸”重新开启了历史，它还将终结贫困。其实，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终结了贫困。中国和印度在践行经济自由主义之后，也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而巴西、俄罗斯、南非，更不必说欧盟，这些喜欢计划、保护主义和创造平等机会的经济体，却出现了停滞。
不论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解释不了“财富大爆炸”。或许，他们的学说需要修正，变为一种更加重视“想法”的“人类经济学”(humanomics)。人类经济学并不拒绝经济学中现有的术语和方法，但是需要研究一下字词与意义及其对人类的财富增长的贡献。
过去200年，全球每人平均每天收入从3美元增长到了33美元。
哪些公共政策对“财富大爆炸”起了促进作用？几乎没有。正如斯密所说，英格兰的王公大臣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这实为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我们确实可以自己拿钱出来帮助穷人。斯密自己就施舍穷人。其实无论哪个宗教都会提倡施舍。但也请注意，1800年以来，穷人的致富，95%不是来自慈善，而是来自经济生产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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